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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祖农耕文化的历史蕴涵与影响

更新时间:2010-1-16:  来源:毕业论文
周祖农耕文化的历史蕴涵与影响
周祖不窋率族奔戎狄之间即今庆阳,拓土开疆,教民稼穑,开创了庆阳的农耕生产,从此庆阳一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虽然庆阳的农业生产境遇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反复,但农业火种未熄,绵延数千年,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其功德永炳史册;而且农耕文化经过周祖几代人在庆阳的积累、发展,又随周人西出岐山走向了全国。因此,周祖农耕文化不但遗惠于庆阳人民,而且依次对黄河流域、全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把周祖农耕文化不仅仅看作是庆阳的,更应该看作是全国的、全人类的。
一、始祖周后稷对农耕生产的贡献
周后稷是周族的始祖,被人们当作神农而祭祀。俎豆馨香,血食千年。历史传说中有两个神农,早于周后稷上千年时间的神农为烈山氏,即炎帝,据说他发明了农业。但烈山氏是部落的名称,有姓无名,可以看作是一个集体。作为一个集体发明了农业,合情合理,与我们考古得出的结论基本相似。后一个神农,就是周后稷,他姓姬名弃,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人物,他对农业的贡献,不是有人所说的由他发明了农业,而是由他改进了农业的原始耕作方法,推行了一套新的耕作技术,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大增收、大发展。
在姬弃之前,农业还处于刀耕火种、盲目发展的阶段,这时的农业已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食用的需要。正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史记》38页,中华出局1959年版,下面未注明的引言均引于此书)弃接任后稷职务后,开始推行了一套新的耕作技术,这就是"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112页)即:根据不同的土地,选择不同的农作物;根据土地的阴阳,决定农作物播种的先后。这套耕作技术现在看来非常简单,但在那时要突破很不容易,经过了几千年的努力,才在后稷弃时解决了。这一项难题的破解,初步解决了广大民众的饥饿问题。从此以后,我们的农业就是按照这种"相地之宜"的办法耕作的,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不仅如此,因地制宜的思想由此产生,不但影响着农业,而且影响到各个行业上,可以说是唯物史观的发端。这是后稷弃的第一个贡献。
后稷弃的第二个贡献,就是重农思想。《史记.周本纪》说"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112页)他的一生,都是围绕着推广农耕生产而奋斗。在年少时为个人喜好,在成年后转变为重农思想。由于他竭力推广新的耕作技术,"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为了奖励他,"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112页)这里,我们明确地知道,由于弃的努力,解决了民众的吃饭问题,弃不但得到了封地"邰",获得了"后稷"这个专有名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时最高统治者帝尧、帝舜及帝禹,在思想认识上和治世中重视了农业生产。这个意义非同凡响,关乎到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后稷弃的第三个贡献,在于他不墨守陈规,因循守旧,而是大胆创新,勇于改革。他的这套耕作技术就是他创新的结果。他的创新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周人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发展、壮大的。后人总结他们的经验时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充分肯定了周人的这种创新的精神。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后稷的这种创新精神,难道仅仅影响了周族的后代和庆阳这一方土地上的民众吗?
后稷弃的第四个贡献,是他驯化了麻、菽等农作物。菽,即今豆子的古称。同麻一样,原是野生的,由弃从小在晋南开始播种、驯化,最后成为人们口粮的一种,为人类增加了粮食品种。菽及黍、稷由周祖不窋带到了庆阳,庆阳开始了黍、稷与菽的播种。《诗.幽风.七月》一诗中说:"七月亨葵及菽。"由此可见,庆阳在周先祖时就开始种植大豆了。经过几千年的播种,豆类在庆阳发展到二十多个品种,品种之多,成为各种粮食之冠。明嘉靖年《庆阳府志》载,豆子当时就有"黑、黄、青、白、绿、江、扁、小豌、羊眼、鸡头、滚、罗、带、刀、角、圆,大凡一十七种。"现在增加的品种更多,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食品。
菽,又以庆阳作为其出发点之一,推广到全国,传到了国外。公元1804年传到了美国。世界卫生组织将大豆蛋白定为甲级蛋白;美国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大豆食品定为保健食品。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提倡,大豆食品发展很快,可以说已经风靡全球。
同时,据《史记》上载,后稷弃还协助大禹治理水患,建立了功勋,因此,后稷被后世尊为神农,祭祀几千年,当之无愧。
二、圣祖不窋在庆阳保留了农耕火种
《史纪.周本纪》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112页)"后稷卒"一句中的后稷,按上下行文看,当是弃,不会是除弃之外的其他人。"不窋立"一句,说明弃与不窋是父子关系,而且在后稷去世后,其子不窋担任起了管理全国农业的重任,这时,不窋不能再称为后稷。因后稷这一官职名称已赐给了弃,成为弃的专用名,所以说后稷,必然是弃,弃也因此而称为周后稷、后稷、后稷弃或稷弃等,所以不窋所担任的职务只能称为农官,这与以后各地建立的 "八蜡庙"内祭祀的"先啬(即神农)一,司啬(即后稷弃)二,农官(即不窋)三"相符的。弃与不窋的父子关系,在《史记.周本纪》之后也有说明。祭公谋父在谏阻周穆王停止征讨犬戎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135页)"世":是什么意思?《辞海》解释为"父子相承",《史记》页下注释为"弃与不窋"。再从上下行文看,同于前文,这说明,弃与不窋的父子关系是确定的。
不窋末年,即不窋老年时代。按《史记》记载推算,不窋年龄在八十岁以上,已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夏后氏政衰", 是指夏朝政权发生变故,己不属于正常。说"政衰"不一定指每一朝代的末期,凡是帝王荒淫无道、朝政不振,太史公都以"政衰"等词语表示。如殷王朝到第八代帝王雍已是"殷道衰",这是殷的初期;第十二代帝王河亶甲是"殷复衰"、第十八代帝王阳甲是"殷衰",这是殷的中期;周王朝第六代,"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这是周的初期,如此等等。这里所说的夏后氏"政衰",说的是夏朝第三代帝王太康。帝太康爱好游乐,不务正业,常离开帝都,在洛河沿岸狩猎游玩,引起后羿等人的不满,起兵反叛,占居了京城,使帝太康不能回京主政。反太康与拥太康的军队在中原包括关中一带争战,和平的环境遭到了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农业赖以生存的和平环境被破坏,搞农耕生产已不可能。因此"去稷不务"者,应该是帝太康。而有些学者将"去稷不务"的罪名安在不窋的头上,不窋实在是冤枉。不窋乃太康手下的农官,一切听太康的,他根本无权也无能力使天下民众"去稷不务",如果他主张"去稷不务",他何以又要奔戎狄呢?《史记》上明确地说"去稷不务"者,是因为"夏后氏政衰",责任在夏太康,并非农官不窋的过错。
不窋作为夏后氏政权中的农官,有一定地位,虽然他因为夏太康帝的去位丢掉农官的位置,但在"邰"还有封地,生活是不成问题的。正如《诗.大雅.公刘》一诗中开头描述的那样,他有大小田亩,场地、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加之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作出其它决定,他完全可以留在邰地,教儿弄孙,安度晚年,但他却作出了出奔的决定。祭公谋父还说他是"自窜于戎狄之间",这说明不进行远途迁徙是可以的。那么他为什么不顾自己年高体弱而要主动举族迁徙呢?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就是中原大乱,农耕生产赖以生存的和平环境被破坏了,要么放弃农耕生产,要么离开是非之地,重找新地,继续农耕生产。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农耕文明的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大动荡所造成的。不窋率族迁徙,是这种情况的开端。他的这种为农耕事业不辞辛苦、挚着追求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主观原因:是不窋不愿意让其父开创的新兴农业在自己手中丧失。不窋是个孝子,他深知为父尽孝莫大于继承和发扬父亲致力于一生的农耕事业,他明知千里跋涉对于即将百岁的老人来说绝非易事,但他还是要去做,这说明不窋举族迁徙,已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要千方百计地离开中原这个是非漩涡,寻找一块安宁之地将其父的农耕事业继承下来,这就是不窋举族迁徙的主要原因。这也说明弃与不窋是父子关系。人藉关系最亲莫亲于父子,他们的父子关系促成了不窋必须这样做。他的这种思想与行为可以称之为"尊亲继业"的主体观念和行为。这种观念,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逐步形成了"百善孝为先"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行为,影响和感动了周人的后代,把他尊为圣祖。周祖不窋陵牌坊额题:"肇周圣祖"。
不窋举族迁徙,起初并无具体目的.东面是战乱的中心,去不成;南面是秦岭大山,去不了,只能向西向北。在迁徙的过程中,经过了几个大塬,但因无水泉供人们生活,就放弃了(《诗.大雅.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最后来到"戎狄之间"即今庆阳城,见这里有一高阜,可以安居防敌;两水夹流,就近能取水饮用;东、西、南三面为宽阔肥沃的河川地,可供耕地种田,是开展农耕生产的理想之地,就停了下来,安家落户。古人以水为居,一般都生活在河川的二级台地上,周祖不窋选择庆城为其落脚地,就是古人这种习俗的具体印证。有趣的是有关周祖的传说大都集中在庆城周围及东川,而西川则无,是因为东川的水甜能吃,西川水苦咸不能饮用,这又印证了有关周祖传说并非全是虚妄。
庆阳早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这可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法国人桑志华在庆城之北的辛家沟内发掘出的我国第一组旧石器(二枚石英质的石片,一枚石锥)得到证实。随后,庆城周围相继出土的大量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说明在庆阳这块热土上,人类一直在繁衍生息,不过这里人一直过着食腥衣裘、逐水草而动、行无轨、居无定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渔猎与采集,还无实质意义上的农业。到了周祖不窋 举族来到这里后,一方面率领本族人拓土开疆、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教导当地人学习稼穑。当周族人将第一把粮食种子洒向了被开垦的土地后,庆阳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对于庆阳,周祖不窋带来了农业,开创了庆阳农耕生产的新纪元;对于全国,周祖不窋在庆阳保留了农耕生产的火种,为以后将农耕生产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不窋的历史功绩正在于此。
不窋这个人不简单,在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首先他有不安于现状,不贪图享乐,勇于开拓进取精神。他率族奔戎狄,就是这种勇于开拓精神的体现,在他来到庆阳后,正如祭公谋父赞扬的那样,"不敢怠业,时序其德"(135页,下同):就是说他不敢怠懈其父后稷弃所倡导的农耕事业,而时时向本族人和土著人叙述和介绍后稷弃的道德品行与新的耕作技术,扩大后稷弃的影响。"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他更注重于用实际行动,遂照后稷弃的遗愿,坚定实行农耕经济来完成其未竟的事业;为了保障这一目的的实观,他利用多年任农官的经验,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约束和激励民众的行为;他虽然已是耋期老人,还起早睡晚,在田野里辛勤劳作,起带头模范作用。"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在与当地土著人交往时,他奉行的是老实诚信的品德,取得了当地人的依赖, 他们 和谐相处。"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他不但自己这样做,更为重要也最值得人们称道的是,还教育后辈儿孙要一代一代地将重农思想和后稷弃的优良品德承传下去,不辜负前人即后稷弃的期望。他的这些品德,对后世都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正因为他的奔戎狄和对儿孙们谆谆教导,后稷弃的农耕事业和对人类的几大贡献才承传到后代,走向了全国。他的功绩也是举世注目,永垂青史。
不窋在庆阳生活的时间不长,去世后葬于庆城东山之巅。唐《元和郡县图志》云:庆州暨顺化县"不窋墓,在县东二里。"明大诗人李梦阳诗云:"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公元1995年3月份,在修建周祖陵园的八卦亭时,出土一批周祖陵遗物,各历史年代的文物都有,其中有许多仰韶文代晚期的陶器,尤以大型橘红色陶鬲引人注目,将周祖不窋率族奔戎狄的事实与时间进行了无言的作证。
三、老王鞠陶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不窋卒,子鞠立。"(112页)不窋与鞠的父子关系,史学界没有疑议。在不窋去世后,子鞠继承了周族部落的首领。不窋的"不"字,是"大"意思,"窋",意为"窑";鞠又一名为鞠陶,"陶"通"窑"。他们父子的名字都与"窑"有关系,说明庆阳最早的"陶复陶穴"的习俗是由他们的时代开创的,这种遗风一直流传至今,遍及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上。这也是他们对后世的一大贡献。
周族举众向北迁徙,首领是年迈的不窋,实际工作都由年富力强、且有丰富经验的鞠陶来完成,鞠陶实际上是不窋一切主张的执行者,不窋的言传身教必然对鞠陶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不窋 去世后,他牢记其父"奕世载德,不忝前人"的教诲,毕生致力于农耕生产,让其父在"戎狄之间"点燃的农耕火种世代承传下去。他是这种承传的第一棒。
播入庆阳土地的黍、稷与菽等粮食种子是由不窋及鞠陶他们带来的。关中距庆阳有六、七百里之遥,说起来不远,走起来不近,且土地,气候,水质不尽相同,有一定差异,如何使已习惯于关中土地、气候与水质的黍、稷、菽与其它粮食种子适宜于庆阳的自然条件,在播种的技术上要做许多试验、改进的工作。不窋在有生之年做了些,大量的工作归鞠陶来完成。鞠陶承担了这一重任,而且完成得很好,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许多由经验而变为农谚,流传至今,我们还在使用。周人发展农业,是在逆境中进行的,这就由后稷弃所培育、不窋所继承与发展的不断改革和创新精神在他们身上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庆阳为"戎狄之间"。戎与狄是对游牧的少数民族的称呼,务稷一族的周人与土著的游牧民族朝夕相处,产生一定的影响和融合,周人教土著人学习稼穑,土著人教周人驯服牲畜,这是很自然的事。传说中不窋在庆城之北的刘巴沟驯服白马和在城东鹅池洞养鹅等事,足以说明周人开始接受了畜牧生产,但做到农牧结合、粮畜并茂的阶段,还是在鞠陶时期实现的。鞠陶的历史功绩就在于面对实际,对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是适时的、恰当的,反映出了周人因地制宜的思想的正确性。本年6月初。在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樊志民先生讨论此事时,他说:庆阳正处在我国农业区与畜牧区相交接之地,做到农牧业并举本是此地的强项,如果周人长期居住在关中一带,没有庆阳这时的农牧并举的阶段,未必能迅速强大,以取代殷商。我非常赞赏这一观点。
鞠陶不但是农耕生产的承传人物,也是其祖后稷弃因地制宜思想的实践者、发展者。
四、以公刘为首,数代周王不失时机地发扬光大了农耕生产
不窋的"奕世载德,不忝前人"的教诲一直被周族的历代首领忠实地遵循着,其中最出名的就有公刘、古公亶父与西伯侯姬昌。
经过不窋、鞠陶两代人的身传言教,农耕思想已深入人心,农耕生产的基础已完全夯实。公刘是不窋的孙子,到了公刘时期,农耕生产已是蓄势待发、伺机壮大。公刘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对农耕生产进行了竭力扩大,扩大的面积是非常可观的。现在从庆阳、平凉、固原等市的许多县《县志》上看,都把公刘作为本地古代名人而记载,可见公刘扩大农耕面积已到达了这些地区。有人还说,公刘已将农耕生产推广到今陕甘宁三省的广大地区。因此,《史记》上说他:"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112页)"复修后稷之业" 一句,不是说他才开始搞农耕生产,而是在其祖不窋、父鞠陶的创建庆阳农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了它,壮大了它,具有了引人注目的规模,才有了这么一句,这与后文所说"古公亶文复修后稷、公刘之业"意思是一致的,不能因为这句话而对不窋、鞠陶和其他周先祖的作用有所抹刹或贬低。紧接着,《史记》通过公刘的"务耕种,行地宜"再一次肯定了后稷的"因地制宜"的耕作技术。在公刘年代,周人出外办事有充裕的资财,居住在家中有丰厚的积蓄,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不窋、鞠陶与公刘三代人创建的庆阳这块根据地。"民赖其庆" 一句就是这个意思。不这么解释就会解释不通,不是内容不符,就是又违语法。庆阳原来又称为"豳" 地,周祖不窋为了庆贺举族迁徙成功,将"戎狄之间"的 " 豳地"改为了"庆地",这不但可以从"民赖其庆"这句话中得到证实,而且公刘为出生在庆阳的其子起名为"庆节"之事亦可以得到确认。
由于周族人因农耕生产很快富裕起来,加之公刘的英明领导,许多外族人闻名迁家来归,使周族部落人员逐步增多起来。公刘是周族兴盛的关健人物,人敬称他为老公,庆阳南原即今温泉乡有老公殿。《史记》说"周道之兴自此始,诗人歌乐思其德。"就是说,周族人现在开展兴盛起来,因此诗人作歌颂扬公刘,这个歌就是《诗经》中的《大雅.公刘》篇。这首诗歌是后人追述之作,每句诗的起头都以"笃公刘"开始,因此人们又把这首诗称之为《笃公刘》,"笃","厚"也,就是说公刘厚于国人,即在公刘的领导下,"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给国人带来许多利益。敦笃又是祭公谋父称赞不窋品德的话语,因此,公刘完全继承了其祖父的思想品德。
这首诗,主要描述了周人的第一次也就是不窋领导的迁徙和来到"戎狄之间"所开始的农事活动情况。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周人早期活动的许多信息,一、周人离开封地"邰"时,有着许多大小田亩、场地,仓库堆满了粮食,但为了避开战争而寻找承担起继续农耕生产的历史重任的新地,不得不痛下决心地舍弃了它们;二、周人的迁徙是以军事方式进行的,"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三、寻找可以从事农耕生产的新地,要"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以有无饮用水为先决条件;四、在迁徙过程中,有吃不了苦而落荒逃离的人,也有慕名新参加进来的人,走的人少,来的人多,大家情绪非常高涨;五、迁徙时,公刘还很年青,显得英姿飒爽,与众不同;六、来到戎狄之间,先是搞陶复陶穴,以临时住所容纳民众,而后很快修建了京城,这就是不窋城,唐代《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 ;七,在京城里,首领民众同坐在一起,吃肉喝酒,共同庆贺这次迁徙成功;八、一切安顿好后,开始了农耕生产,他们把军队分为三部分,轮换着去远方开垦荒地,治地为田,播种粮食;九、一面开荒种地,一面建造房屋,他们的派人渡过渭河,到秦岭山中寻找建造房屋的工具;十、闻风而来投靠的人很多,河川的两面住满了人,说明周族部落日臻兴盛。
民歌是活的化石,从《诗.大雅.公刘》、《诗•豳风•七月》、《诗•周颂•载殳》、《诗•周颂•良耜》等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周人进行农耕生产的状况及农耕生产为周人带来兴旺情景。
在公刘的末年,犬戎不断骚扰,周人的农耕生产受到影响,开始南迁。先迁往宁县,建立了公刘邑;又迁往今陕西省的彬县,他的儿子庆节在彬县建立了国都。古代地名随人走的现象很普遍,豳地的名称也随周人南移到了今彬县。
又经历了八九代人的承传,到了古公亶父时,又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周王的优秀人物。《史记》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113页)这时,薰育戎狄攻之,要他的财物、土地和人民,他是一位以民众安危为重的和平主义者,不主张为了权力争斗而伤及百姓,"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 逾梁山,止于岐下",即今陕西省岐山县定居了下来。当他到了岐下时,他原来的属下民众举国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可见他的人格魅力。这时,周人的第二次迁徙就此完成了。这次迁徙不同于前一次,是逐年进行、经数代人完成的。我们注意:《史记》在记述古公亶父的作为时,写到"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这是说,古公亶父根据新居的形势,对在庆阳所形成的农牧并举的生产及生活风俗作了一定的改变,将京城与普通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作了区别,并设立了管理民众的分支机构。这种做法,是因地制宜与不断改革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为以后的灭商作了准备。歌曰:"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到了西伯侯姬昌时代,姬昌更是重视农业,首先把稼穑作为第一要务事来抓,鼓励百姓耕地种田,收获粮食,严禁大田荒芜,用来打猎。其次,施行裕民政策,使民富裕。《康浩篇》说:'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所谓"裕民",就是减少租税的征收,让农家有些蓄积,对农业生产产生兴趣。第三,他们又针对殷商诱纳奴隶招致小国的怨恨的做法,定出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的法律,规定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这条法律对争取周边小国的拥护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就是文王俭朴勤奋,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作,藉以知道农夫的辛苦。这与"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商王形成显明的对照。
从公刘的"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作,行地宜",到古公亶父的"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再到西伯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划出了一条清楚的承传周祖农耕事业的轨迹。这条轨迹的进一步延伸,逐步使周族人强大起来,最后取代了殷商,有了八百多年的江山社稷。
五、周王朝通过"三礼"将周祖农耕文化的遗风推向全国
周王朝建立后,肯定对于使他们强大起来的农耕生产更加重视,采取各种措施向各地进行推广,以此造就一幅民富国强的形势。周祖农耕文化起之于晋(弃幼年时),行之于秦(弃任后稷时),兴之于陇(不窋、鞠陶、公刘在庆时),遍及于天下(周建国后)。"兴之于陇",即是"周道之兴自此始",是周代最重要的阶段。周王朝之所以能有八百年国祚,庆阳这一段历史功不可没。
同时,他们还学习周祖不窋"修其训典"的做法,制定了《周礼》、《仪礼》、《礼记》等三部典记,规范人们的礼仪与行为。"三礼"是专讲礼治的,是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各种礼制的百科全书。其中《周礼》、侧重于政治制度,《仪礼》侧重于行为规范,而《礼记》则侧重于对礼的各个分支作出的理论说明。"三礼"纵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影响相当深远,无法估量。说我国为"礼义之邦",主要是"三礼"执行的结果。然而,我们对"三礼"追根溯源,盖源于周祖不窋在庆阳的那个时代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三礼"内容的主要来源是对周先祖农耕生产所形成的"事神致福""祭祖祈丰" 等风俗习惯的继承与深化。什么是礼?《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知礼起初与宗教祭祀有关。众多的史料表明,早期周族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和喜获丰收时,不忘祭祀神灵和祖宗。这种行为在《诗.小雅.大田》等许多诗歌中都有记载。祭祀神灵和祖宗,如何能达到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这就产生了一定的要求和仪式。起初,祭祀的要求与仪式是简单的,并无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只有到了阶级社会的出现,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划分。到了周武王伐纣灭殷成功后,为着巩固周王朝的江山,周公旦便在周先祖长期逐步形成的祭祀礼仪的基础上,吸收殷商的一些做法,全新制订礼乐、将作为社会身份意义的"礼" 制度化、系统化,这就形成了"三礼"。在春秋战国时,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又向"三礼"中注入了儒家思想,加速了"三礼"的传播与流传,至今"三礼"在许多方面仍影响着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国许多地方的风俗大同小异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在庆阳形成的周祖农耕文化对全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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