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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与不说之间

更新时间:2014-8-4:  来源:毕业论文
说与不说之间
  [摘要]语言是人的生存样式,语言是思维的界限,那么,中国古代的语言有什么样的特色?语言的这种特色造就了中国哲学的哪些特征?中国古代言与意之间的关系,二者的矛盾是如何得到解答的?这种解答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语言的象形文字入手,中国哲学具有了形象与身体思维、重情与理、重视体悟的特点,中国的语言所形成的中国哲学的特点正好从象的方面解决了西方分析哲学中所面临的言与意的难题,从而使得中国的古典哲学具有了浓厚的美学色彩。为二者的相通开启了道路。
   [关键词]语言;言与意;意义;意谓;实在的意义;语境的意义;象
  一、语言作为哲学问题的重要性
  
  语言不仅是人们思维和生存的手段与媒介,更是一种界限。维特根斯坦有一句话说的意味深长:“本书想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因为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我们就必须能够想到这界限的两边(这样我们就必须能够想到那不能想的东西)。因此,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来划分,而处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就纯粹是无意义的东西。”可想而知语言的重要性之所在。
  然而,什么是语言呢?语言是以文字为最基本的单位,通过词语和句子来进行表达和交流的工具,它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的体系,其中交流性、工具性、独立性和符号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汉语中常用“文”和“言”来进行指代。借助于语言对世界的把握,人类就将世界纳入到了“我”的视野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世界不光是客观的世界本身(即康德所谓的物自体),它还包括显象的世界和语言的世界。这三重世界中,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语言最直接地构成了我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甚至是我们的行为的方式,客观世界本身是什么我们固然无法逃脱经验论的局限,只能局限在现象界或者是显象界而不能超脱,但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的世界来建构客观世界和显象的世界,从而以人的方式对其进行述说和解释。
  因此语言的问题就成了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要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哲学进行研究就必须先行考察它的语言,这样才能更为根本地理解和把握这种文化的特色所在。但是作为媒介的语言本身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作为媒介的语言本身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核心即是言与意的问题,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些从西方语言哲学即可看出来,那么,在中国的语境之下,言与意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就要求首先从语言出发来看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特色。
  
  二、从语言到中国哲学的语境
  
  上述的理论背景我们所借助的多是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研究,它的语境是西方的以拼音字母为基础的讲求字母的排列组合和句子的结构和语法的标音文字的语言系统。因此,我们分析中国哲学的语境,也必须从基本的文字人手,这样才能看得更为透彻。
  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是一种因形见意的表意文字,因此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1)这种文字的形成及其使用是一种“取象”的方式进行的,因而也是以“象”为基本的范式的,是同形象密不可分的;(2)象与形之间有一种取舍的问题,这种取舍就涉及到了情与理、虚与实、物与我的关系问题;(3)对这种字的认识需要用的是体悟的方式。即对于文字所象之形的直观的把握,这里就有了所谓的言象意、可说与不可说、说与不说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
  从中国古代语言的这三点可以推导出我们中国古代哲学所具有的特征,从而深入地了解本文所要论述的说与不说的语境问题。
   1 中国古代的哲学以古文为基础,因而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仍然是按照赋比兴的原则来的,也就是仍然包含有形象思维的特点,也即所谓的“诗性智慧”。在此基础之上有了“象”“虚”“实”三个方面,阶段和层次的范畴以及由此所生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结构”。在这些范畴当中,几乎所有的范畴都是以象为基础而来,基本上没有以概念为基础的逻辑分析。也是这个内在的逻辑结构,使我们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找不到以概念的分析为基础、以逻辑的演绎为范式的哲学研究套路,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多是我们借助于形象性的思维才可以理解和引申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哲学也是诗学,是一种用诗的方式进行的思考和言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哲学非常强调理想的人格,会出现将理、玄、禅、史入诗的现象。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古代的哲学无疑具有象的思维特征。
   2 中国古代汉语在象与形之间的取舍,以及一字一词、一词多义、义不同则音也有不同的现象,这里所涉及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情与理的问题。义不同则情不同,情不同则音不同,所谓征情见貌、发言为声,情在这里包含有两重含义,即事物的真实现状;人因某些影响而来的情感,用休谟所说的反省印象解释较为恰当。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之乎者也”之类的叹词,讲究“四声八病”、“四平八稳”的写作方式,讲求押韵、排比、长短句相杂等,可以说,都是在用“情”的方式述说着“理”的问题,中国人做事是比较讲究“合情合理”的,这一点是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而来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具有“情”思维特征。
   3 中国古代汉字需要体悟的认知以及使用方式,也使中国古代的哲学富有了强调体悟与工夫的特征。体悟在这里指的是直观性的身体思维或身体认知,当然,这个认知的中介仍然是语言,这一点留在下一个标题下再作论述。中国古代的哲学是非常强调直观性的身体认知的,只有这样才能深切地体会圣人之意和圣人之情。我们平时所说的体认、体察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的表现。这种体认所离不开的就是“悟”,这种悟的方式是一种想象性情感直观,从而达到对圣人或者说先贤等的“道”“理”的认同。中国古代的哲学具有直观性的身体认知和强调行的思维特征。
  通过以上三点对中国古代汉语及汉字的特色而来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象、情、悟的层面上,都是需要借助于语言而又超越于语言的解说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言说语境,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哲学具有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之特点。然而,在这里又凸显出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即中国古代哲学的言说自身内部的矛盾即言与意、说与不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既然语言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语言又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那么,我们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是如何看到语言的矛盾,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呢?
  三、中国哲学语境下言与意的解决及其意义
  
  所谓的言与意的问题,是以言与物、言自身的法则为指向,从而意图以清晰的轮廓描述言所表达的意的。它所能解释的只是具有单一语言指向的语言,而不能解决具有多样指向性的语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样,一切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伦理学问题和美学问题,都是超出语言逻辑范围之外的,是一种不可表达的东西。我们可以解决的是言与世界、言与自身的关系问题的逐次解答,这些仅仅是言意关系的基础,它们构成了语言体系的深层结构,是语言本身的真正的内核,因而是解决语言在表达问题上的有效方式。
  那么,超出语言之外的东西该如何来达到完整意呢?我们如何解决一切语言符号之下那些不可表达的东西呢?在西方的语境之下来理解语言,语言是同理性、逻辑密不可分的,而转移到中国的语境中来,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言与意的理性解决所落下的地方,生成了中国古代的美学甚至是哲学。这里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在言与意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提出了象这一个独特的范畴,并进而对言象意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诗性的思维解决了这个矛盾。
  在前述中国哲学的特征之中,象是一个独特又核心的范畴。象最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所用,而对于言象意的关系描述得较为明确的,是《易传·系辞传》中所说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故之舞之以尽神。”可以说,在这里,已经明确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虽然文中所指的是圣人之意,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推而广之并同语言哲学中的一些范畴进行比照。这段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当语言无法达到对言外之意的表达时,象可以弥补这个不足,象在这里有三重含义:卦象、物象、形象。这里更多地指称的是卦象,而这些都是采取形象的方式的,因而也就有了类似于维柯所说的“诗性思维”,成就一种诗的智慧,再形象地通过领悟或了悟的方式,达到对圣人之意尤其是圣人之情的理解。然而,象的构造,仍然离不开各种符号,且当它一旦涉及到转化的时候,就又会出现言与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又当如何解决呢?
  在《庄子·寓言》中,他曾以寓言、重言、卮言,来对此进行了一番论述。他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日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这里强调的就是卮言的“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的无言与道之间的关系,对此的解决方法是:“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仍然采取的是一种将语言看成是工具或者载体的西方式的言意关系的思维方式,但他已经开始了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超越,也就是摆脱工具而达到游心的境界,因为不执著而获得逍遥。卮言就是一种类似于酒神精神的忘我、取象、直接、模糊的方式达到的对于意的直观的领悟,因而也是一种美学的解决方式。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庄子的论述中的前提仍然是有缺陷的。到了王弼那里,这个问题就以更为明确的说法得到了解决。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所以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言象意是理解的三个阶段,其中后面是以对前面的超越为前提的,这种超越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克服,而是类似于水变成冰式的在本身上的向上的超脱,是不即不离,甚至可以互相还原的关系。这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得而忘的理解进程,这是一种不执著、不求相、重领悟、求情韵的追寻,因而也就是一种诗意的生存。言象意之间仅仅是一种渡船的关系,渡过去就是,至于还有多少路是什么样的船,并不关键,重要在于渡过去。这样,言与意的关系,以及言与不言的矛盾,就此得到了一种较为圆满的解决。以言之象(物象,形象)来解意,构成了中国美学内在生成的契机。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叙述和理解的方式,使得中国的哲学无疑地带有了美学的特色,二者能够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从一系列中国哲学的特征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言与意的关系,是基于人们世界和自我而生的一对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意味着对于文化的重新解释。在西方,以逻辑和理性为主干的哲学与文化,对此的一系列的深入分析,最终达到的是将能说的说清楚、不能说的则保持沉默。但是,人类所追求的很多都是在不能说的范围之内的,在说与不说的矛盾之间,该如何达到深层次的理解呢?在我们中国的解决方式就是采用象,它既指形象也指物象,对此的方式也就是领悟的方式,所领悟的就是象外的情韵与境界,这正好是一种美学的解决方式,因而中国的美学同哲学之间就有了深层次的对话关系。以此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美学,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自己的特色,以及在当代对于人们的生存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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