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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更新时间:2014-8-4:  来源:毕业论文

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论文关键词: 《论语》 孔子 政治思想

 论文提要: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其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通观《论语》,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四者相联系,“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领导阶层的素质提高是“德治”、“仁”和“礼”具体实施的前提。


  一 、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二 、孔子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复文武时代的统一局面,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以下四点内容。

  一、要建设优秀的领导阶层。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领导阶层的作用,他要求领导者必须首先在道德和修养上作出一定的成绩,否则就无法领导下层的民众。同时,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个阶层,即“君子”和“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孔子这里讲的“君子”和“小人”实际是分别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君子”指领导者,“小人”指被领导者;第二层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②]这里的“君子”就是指领导者。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③], 这里的“君子”也是指领导者,“小人”则指被领导者。而大部分时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这两层含意也是有着联系的,孔子认为领导者就必须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应该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领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这些在《论语》中是没有明确表示的,需要我们在读《论语》的过程中细细斟酌。
   那么,领导者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须“以德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共”通“拱”,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如果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在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来感染众人的,因此,孔子虽然没有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过高尚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其次,领导者要带头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作用。鲁国贵族季康子曾经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领导者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担忧盗窃,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⑧] 领导者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季康子还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告诉孔子,他建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却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⑩]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领导者,而“小人”指被领导者,从这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个行为不端正,贪得无厌,并且政治头脑简单的人,他虽然居于君子之位,却没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过批评季康子提出了领导者应身先士卒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的正确方略——“以德治国”。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认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荣辱观,这样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这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2]孔子认为“信”是治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经济和军事的,他这番话说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众,孔子认为,如果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富足,就会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这也是领导者进行“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民众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经陪着老师孔子到卫国去, 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13]古时候由于地广人稀,诸侯国君们大都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让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进行孔子所谓的“教”,即教化,使民众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从而达到“以德治国”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内涵是“仁”

  孔子讲领导者要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的方法是贯彻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见,“仁”是离我们不远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但他有同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会儿有“仁”,一会儿又没有“仁”,这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仔细品读《论语》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中孔子说他只是“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也是一个“欲”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孔子的“仁”,这个“仁”不是一个头衔,说某某人是个仁人,而是一种心理欲望和实际行动,这也是孔子“仁学”中最关键的,正如公西华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学也”[17]。孔子对“仁”的解释,最精彩的莫过于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和樊迟这六个学生的讲解。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0]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22]子张又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3]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24]樊迟还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5]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和“礼”,要以爱心对人,时常替别人着想,要以礼法克制自己,行为言语要谨慎,类似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孔子在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方法,而实际是他的一种政治设想,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孔子讲的“君子”有两层意义,孔子教他的学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孔子认为这种人就应该走上领导岗位,而由这些拥有“仁”的君子来行政,就必然会实行仁政。
   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41],“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42]。领导者以“礼”为行为规范,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定,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将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为四大块: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让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领导民众,而不是让像季康子那样的人居于领导岗位;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而不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反对越礼的行为。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而且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

  孔子虽然已经逝去两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世子孙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应当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并予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②]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③] 《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④]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⑤]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⑥]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⑦]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⑧]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⑨]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⑩]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1]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12]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13]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4]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5]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6]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7]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8] 《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19]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20]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1]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2] 《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23] 同上。

[24] 《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25]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26]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27]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新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538页。

[28]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29]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30] 《论语·泰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31]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32]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33]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4]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5]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36]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7] 《论语·学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8]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39]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40]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41] 《论语·宪问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42]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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