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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行政化问题

更新时间:2010-3-18:  来源:毕业论文

关于大学行政化问题
近来,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成为舆论关注重点之一。温X理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征求意见稿也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行政化,不光是政府的事,也是需要每个大学管理者去做的事。这就需要每个大学管理者,都要对去行政化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把有关观念和关系理清楚。

  一、 为什么大学的去行政化成为舆论焦点?

  有关报道中,往往把行政化与行政级别混在一起讨论,把取消大学或者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作为去行政化的突出标志。行政化是我国的特色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对着社会上的各种公办机构看过去,满眼都是行政级别,大学或者其他各类学校不过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人们独对大学的行政级别问题耿耿于怀,非欲取消之而后快?细想起来,这里边可能有若干个重要原因:一是我国大众对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高度重视,二是人们对大学教育现状极为不满意,三是认为行政化(以校长的行政级别为代表)是大学教育问题的根源。

  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强烈的望子成龙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对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这种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的终极目标,是大学。大学前面的所有阶段,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是个基础和铺垫。对于绝大部分家长、学生和中小学校来说,高考是硬道理。大家都想上大学,上好大学,上重点大学,上名牌大学。然而,大部分人的实际情况总比期望差一些。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上了大学之后,毕业找工作也不能尽如人意。于是,人们的意见就很大。国家决策层认为创新人才缺乏,而老百姓则认为高考不公平,大学质量差。于是,就生出了种种对大学的不满意和责难。

  不满意之后,就要追究原因。前些年,是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口号,让人感觉到学校都钻到钱眼里了,一切向钱看。这些年则是行政化。大众从各种媒体报道上的感觉是:大学从国家拿了很多钱,学费也收了不少,不缺钱了,但是,大学却不断出问题,包括学术道德问题,经济腐败问题,老师们都争着抢着当官(处长、院长、校长),不专心教书和做学问了。这种官本位思想对高等学府的熏染,损害了大学的育人环境,造成了教育质量较差。因此,高校的行政化,必须除之。而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就是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从舆论看,好像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相比较而言,对于科研部门、其他各种事业部门乃至寺庙和尚中广泛存在的行政级别问题,老百姓不是特别关心。因为,这些,与老百姓的直接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因此,人们就只盯住校长尤其是大学校长不放。此外,由于一些重点大学校长的任命中,后边专门带了个括弧,标明是副部长级。本意可能是想突显对这个学校的重视和这个学校的地位,可客观上,也起到了吸引公众眼球的效果。大学校长在取消行政级别的讨论中首当其冲,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大学的现状到底怎么样?

  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国的高等教育,到底“糟糕”到何种程度了?从舆论上看,高等教育简直是一塌糊涂,批评大学的声音到处都是,包括社会,包括大学里的人,也包括一些大学的管理者。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所面对的舆论环境,从来没有这样差过。这不是某个大学面临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大学校长面临的问题。舆论指责所有的大学,指责所有的大学校长。我国的大学究竟怎么了?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到底发展的如何?是越来越差,还是越来越好?是成绩和进步为主,还是问题和退步为主?这需要权威部门用事实和数据做一个回答,需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解读。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很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深入讨论的。去行政化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先弄清事情到底发展到多么糟糕的程度了,然后再来弄清,行政化在其中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评价大学,是件很复杂的事。主观印象,不能算数,而应该用事实和数据说话。通过对一些重要数据和事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突出地表现在大学的三项主要职能上:人才培养、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

  在培养学生数量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1998-2008的10年间,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由341万人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近5倍。在校研究生从20万人增加到120万人,也增长了5倍。而同期,教师的数量从41万人增加到124万人,增加了2倍;师生比从8人增加到16人,每个老师所承担的教学和培养工作量增加了1倍。

  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从1997年的9.8%,提高到2008年的23.3%。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扩招是件好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巨大成绩:既符合效率原则,也符合公平原则。其中至少有四点理由:第一,每年扩招的500多万大学生,即便有就业困难问题,但是如果不上大学,就业会更困难。第二,大学生即便失业,再就业也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要容易的多。第三,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没有足够的大学生,是做不到的。第四,即便不考虑就业问题,上大学本身,就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社会文明的需要。

  在科技创新方面,国际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的数据,1999-2008年期间,高校发表的国际论文,从2.8万篇增加到20.5万篇,增长了6.3倍。并且,在全国发表国际论文中,高校的比例不断上升,由72%上升到85%。同期我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占国际论文总数的比例,从2.5%增加到11.5%,位次相应地从第9位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美国),主要功劳在于高校。2008 年我国表现不俗的论文(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该学科世界平均水平)数中,80%由高等学校贡献。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高校在创新性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大部分国际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研究生,因此,这也间接地显示出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事实上,在我国几乎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都有高校的参与。如果不是我国近年来自己培养出了大批的高层次人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很难想像的。

  国家科技大奖,是另一个重要指标,既是对创新性成果的认可,也是对科技成果服务于社会的肯定。根据对2001-2009年度国家重大科技奖项的统计,自然科学一等奖共5项,其中高校主报3项,占60%;技术发明一等奖共7项,其中高校主报4项,占57%。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合计90项,其中高校主报14项,占1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在基础性研究的创新成果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而在应用性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对于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常有一些微词见于媒体。但这些微词和指责,通常是笼统的和抽象的,最多止于个案。判断人才培养质量比较复杂,但是根据几个重要因素进行判断,我国的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从总体上看,应是不断提高和改善的。第一,师资队伍水平明显提高。从学历结构看,高校教师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重,从26%提高到44%;其中教授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重,从23%提高到61%。其中有不少是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学位。高校发表国际论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也说明了国际学术界对我国高校教师学术水平评价的不断提高。高校职称评定的标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年前或者10年前可以评上教授的科研成果,现在可能连评副教授都不够。第二,国际论文中,大部分的第一作者是研究生,也有少量本科生。国际论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也说明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受到了更好的研究锻炼,具备了更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第三,学校的各种培养设施条件不断改善,包括教学条件、试验设施、信息网络以及国际交流等。第四,素质教育日益获得重视,高校根据国情和校情,进行了各有特色的改革与创新。第五,我国近年来取得的各种重大科技成就和举世瞩目的工程项目中,改革开放后培养起来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已经成为骨干和带头人。假以时日,会有一批大师出现。

  我国高等教育近10年来的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尤其是要考虑到:每个在校生平均财政投入,从1997年的0.96万元减少到2007年的0.85万元,而同期的学费标准,也大体没有变化。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大成果,也是广大教师和学生们共同辛勤努力的结果。对此,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充分的承认和肯定。

  当然,与此同时,也无庸讳言,大学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不少问题还非常突出。但是,这些问题具有相对性、局部性和发展性。相对性是指,尽管同过去相比较,取得了巨大成绩和进步,但是,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较,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较,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水平相比较,差距仍然巨大。局部性是指,总体发展成绩很大,但是有些局部问题和个案问题还相当突出,甚至非常恶劣,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的整体形象和声誉(尽管不一定与行政化直接相关)。现代媒体的发达,使得个案问题具有突出的放大效应。发展性是指,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处于比较低的阶段,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很快,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其他行业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此外,我国还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到处可见,这就包括官本位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大学行政化问题。

  三、 去行政化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行政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词,至少包括两种有联系而不同的含义:一是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我理解,温总理讲的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的行政化,就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两种含义的行政化,尽管有联系,但是,表现方式、产生原因、影响后果、消除途径等,都很不相同。很多媒体把不同所指的去行政化言论放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少误解和误读。

  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方面的行政化,是指过多地以行政方式,干预学校的工作,使得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限制。在这方面,学校管理层最清楚,感受最深,普通老百姓了解不多。而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是指学校的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授的学术权力,或者获取不应该获得的资源,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大家都想当官,而不专心教学和科研业务。每个大学的情况怎么样,大学内部的人有判断,一般老百姓其实也了解不多。至于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有多少是内生的,有多少是外生的――即由于上级政府部门管理的行政化而产生的,恐怕老师们也未必都很清楚,校外的公众就更不知道了。我理解,去行政化,就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行政化问题。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言,政府既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大学进行领导、指导和管理,但是,又要尽可能给予大学比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最终的目标是提高办学质量和资金效率。就大学内部管理而言,关键是明确划分教授(教师)权力与管理者权力,并且彼此尊重;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机制,以制度来保障两种权力的发挥,保障决策的民主与科学,推动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

  行政化和去行政化问题的复杂性,公众是不容易完全理解的。但是,大学和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舆论就把批判的目标锁定这个方面,把取消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级别,当成了去行政化的表征性目标。逻辑思路也比较简单:既然大学校长有级别,那么可见大学校长很在意当官,很愿意依赖行政级别来发号施令。如果大学校长说限于种种原因,目前取消了级别,工作上会有种种不便之处,也就更加给人以官本位既得利益者的形象,于是就成为众矢之的。

  四、 如何看待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问题?

  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与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也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取消校长个人的行政级别,后者是取消学校内部所有人员的行政级别。媒体现在关注的,主要是前者。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前者易,后者难。

  先看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的可能影响。这要分两个方面考虑:对学校工作的影响和对个人待遇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有关联,但也不是一回事。每个人不一样,每个学校也不一样。

  对工作的影响。这些天,若干个大学校长,陆续发表了对取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的看法。这些校长们都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估计是面对记者的提问,无法回避。媒体的报道,未必全面准确。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这样两点:第一,没有哪个大学校长认为给大学校长定级别是国际惯例,也没有哪个校长真正反对取消行政级别。道理其实也简单,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像我国这样有明确的行政级别。这不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必须。第二,目前可能还难以一下子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原因有种种。最简单的就是:我国就是一个高度行政级别化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所有的各种机构,只要是公办的,统统有明确的行政级别。有些校长担心,一旦大学先行一步,工作就会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

  对此,需要做更具体一些的分析。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与三个方面有关。第一,对内,就是对学校内部,取消行政级别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把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取消,校长在校内管理权力的行使,在教授和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会受到影响。事实上,校长的行政级别,对校内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影响。教授和学生对校长的评价,是由校长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决定的,而与校长的级别,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对外,就是对社会、媒体和国外大学等,也许会有点影响,但是,也基本可以忽略。说到底,一个大学校长的社会影响和地位,首先是由学校的知名度决定的;其次,才是校长本人的情况。通常,公众舆论和社会部门,并不能准确地判断校长的人品和能力如何,而只是依赖所任职的学校的名气。人们的潜意识是:能够当名校的校长,一定人品和能力都是超群的。因此,尽管美国的大学校长没有行政级别,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校长,通常还是会比一般大学的校长,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和崇敬。第三,对上,就是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这与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有关。只要大学还要到政府部门去求人,跑项目,要钱,估计多少还是会有些影响。越是不知名的大学,影响可能就越大;越是著名的大学,影响就越小。这是因为,越是著名的大学,现在享受到的办学自主权也越多,受到的国家行政部门的制约越少。因此,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如何,在这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关系到的,不是校长的个人面子,而是学校的地位和工作条件。至于其他方面可能还有一些不方便,主要是政府管理干部方面的,而不是大学和校长本身的。

  取消行政级别对校长个人待遇的影响,是一些网络舆论关注的重点。其实,这里边有很多误解。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和降低待遇,实际上是两回事。如果说现在校长的待遇太高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为缩小社会收入差别而降低校长的待遇,则与大学的行政化没有什么关系,也与取消行政级别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实中的情况是,凡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的校长,个人的待遇都要远远高于普通教授。这包括国外的大学,也包括国内的民办大学。第二,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对校长个人待遇的影响有限。因为,能够当校长的,大体上都在学术上有相当的地位。尤其是知名大学的校长,很多是院士,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对他们的个人待遇基本没有影响。即便不是院士的,也是比较有影响的高级别教授,当校长的待遇,比只当教授高不了多少。事实上,对于全职校长(不承担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来说,其实际收入还低于很多普通教授的水平,因为没有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绩效工资。副部长级别的校长们的待遇高一些,主要也不是在工资收入方面,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待遇和一些工作上的便利。实际上,校长之间的待遇差别,与其说是级别方面的,不如说是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别。同一行政级别不同学校的校长之间,收入差距可能很大。相信对于绝大多数校长来说,当校长获得的满足感,更主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是对事业的追求。因此,就个人待遇层面看,大学校长没有太多理由反对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校长担心的是,如果决策者和公众都把重点放在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上,而忽视了别的事情,那么,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仍然是实现不了的。

  再看取消校内各个单位行政级别的影响。学院和系一级,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至少在研究型大学,教授们不怎么把行政级别当回事的。没有看到哪个学院的院长在名片上注明正处级或者什么级别的。学校、学院和系,可以没有行政级别,但是,不等于没有级别。学校仍然是管学院,学院仍然是管系。各个内设部门,可以不叫处级单位,但是,肯定得有个新称呼。负责国际交流的部门,不能叫国际处了,那就得叫国际部或者外事办公室?其中负责留学生事务的科,也要改为留学生分部或者留学生办公室?去行政化的本意,不应当是这样,这不是去行政化,是瞎折腾。

  如果去行政化,仅仅是改变校内管理干部的称呼,不再使用处长等行政级别称呼,而是统统地叫某某老师,但是,也还是无法回避级别问题。原来的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和普通员工因为岗位职责的不同,也还是要有分级,并且实行相应的差别工资待遇。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已经有替代方法了,这就是职员制。职位由高到低,从一级到九级。其实,也就是换个称呼,而这好像也不能立刻就改善教学质量。管理岗位上的人员,可以不在意称呼,但是,不能不在意工资。我们可以相信,国外所有的大学的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可以不问级别,但是,恐怕没有不问工资待遇的。大学,可以取消行政级别;但是,不能取消的,是工资的水平和差别。如果一个大学的中层干部的工资等待遇情况,远远高于政府部门处长,那么就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在意是什么级别的。我国一些民办大学的情况,就是这样。

  任意指责有学术成就的教授热衷于当院长和系主任,也是不妥当的。院长和系主任当然必须由优秀的教授来当,否则,由不具备学术能力的人来但,才是真正的行政化。在蔡元培和梅贻琦时代,实行教授治校,那些有发言权的大牌教授,大多也是院长、系主任和图书馆长等。美国的大学里,院长和系主任,也是学术含量比较高的岗位,也是由具有管理能力的教授来担任的。

  对大学内部行政化的另一种批评意见,是教授担任行政处部的职务,例如教授担任教务处长和科研处长等。其实,做这种安排的本来用意,是教授比普通的行政管理人员,更懂得教学和科研的规律,从而他们担任处长会更好地为教授服务。去行政化,恐怕也不是让教授把这些职务让出来,让没有学术背景的人担任。至于有人指责这些“双肩挑”教授利用职权之便,更容易获得项目资源等,可能也是存在的,但是,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外生的,在于外部项目的管理体制有问题,自由竞争性不够。“双肩挑”教授由于有更好的人脉和信息资源,就比一般教授更有优势。这需要通过有关政府部门改善项目管理机制来解决。

  简单说,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很可能仅仅是改变了名称。对于大学外部的行政化问题,无助于解决;对于大学内部行政化的深层次问题,也不会起到治本作用。

  五、 去行政化之外还需要做什么?

  去行政化,是绝对必要和必须的,并且需要非常具体的针对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但是,仅仅如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去行政化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而要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在去行政化之外,还有很多当务之急。

  在一个大学里,老师和学生们最关心的,可能不是校长有没有行政级别,或者是什么级别,而是校长的工作情况如何,是否令人满意。如果校长工作的不好,即便取消了他的级别,老师和同学们还是不会满意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有个好校长,不管级别如何。此外还有:如果校长不令人满意,那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比校长的行政级别问题,更为重要。校长怎样产生,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有多种方式,包括师生代表选举,董事会挑选,上级部门任命等等。可能没有哪个方案,是最完美的。但是,无论通过什么方式选择校长,如果校长的工作能够获得大多数教授的认可,那就是个好校长;否则,不能获得大多数教授的认可,那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校长。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问题,比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更重要。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比校长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教师的质量水平。没有一支优秀的教授队伍,怎么折腾,教育质量也是无法提高的。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招聘、评价、待遇、培养、结构和条件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和创新。师资队伍建设,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为关键的大事,也是需要相对较长时间努力的任务。什么时候有了一流的教授,什么时候就建成了一流的大学。哪个学校有了一流的教授,哪个学校就是一流的大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无法在这里详细讨论。

  还有,社会对大学教育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在理念上,好像很清楚,就是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然而,素质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更不仅仅是大学的事。家长们口中的素质教育,有没有叶公好龙的成分?那些高考成绩卓著的孩子们的家长,有多少人指责过应试教育的不是?如果一个学校真正实行了素质教育,但是,高考成绩不好,家长会真正满意么?老百姓对大学的要求,也就是在子女毕业之后,立刻找到好工作,高薪的工作,在大城市的工作,或者考研和出国。素质教育,能否在这些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多少人会真正在意和理会素质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应当何去何从?

  还有一个问题: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政府的投入水平,大体相称?超前?还是滞后?对于一个发展国家来说,如果政府对教育的相对投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么,能够指望教育的总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吗?

  去行政化,可能是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任务非常艰巨。每个大学的管理者,都需要认真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精神,认真思考规划纲要提出的任务,结合本校的校情,制定出具体的落实计划和措施,全面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办学质量。这是每个大学管理者的使命与责任。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加大对大学的关爱与支持,仍然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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