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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复的翻译标准到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目标

更新时间:2015-2-7:  来源:毕业论文
从严复的翻译标准到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目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译论中,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可谓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它出自于中国近代优秀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之口,在国内译界历经百年仍然具有无法替代的影响力。相对而言,功能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将语言的功能分为三大纯理功能,而正是这一思路为实现严复的“信、达、雅”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途径,克服了严复翻译标准中的抽象与缥缈,使得这三个字不再可望而不可及。
论文关键词:翻译标准,传统译论,功能语言学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不同国度之间有了文化与经济的交流,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事实上,翻译研究是个开放的活动,永远不会有终结,我们也不指望翻译研究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论。
  在中国,严复的“信”“达”“雅”影响了我们几代人,钱钟书的“化境”说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翻译的最高境界,还有傅雷的“神似”理论、许渊冲的“三美”原则,它们都为中国翻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与目标,同时也揭示了翻译的本质。
  在西方,也出现了许多的翻译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纽马克的文本类别翻译理论和汉斯的目的论翻译理论。
  但在众多翻译理论之中,严复的“信、达、雅”标准一直在中国享有经久不衰的地位,本文将从严复的翻译标准出发,论述功能语言学翻译标准的可行性。
  1.严复的翻译标准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家(郭延礼,1998:237)。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上焉。在严复的心中,“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通顺畅达,而“雅”则是指译文之文采。当然,严复的“雅”还指译者应使用汉代以前的字法和句法。他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意;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鲁迅也说:“严复的译文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鲁迅,1981:381)片面求雅,也给严复带来了艰深难懂的毛病,非多读古书之人简直不明白。尽管如此,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则是他的卓见。这样完整而有机地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严复乃是第一人,在近代乃至中国翻译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很大反响。严复这一翻译理论的建构,乃是他在翻译实践中深刻体验的总结,这一翻译标准,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它一方面是对历史上佛经翻译理论的继承,另方面又是翻译理论在近代新条件下的发展,故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重视,并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郭延礼,1998:245)。
  尽管如此,我们在对这一经久不衰的翻译标准敬畏崇拜的同时,也有一种茫然情绪:我们并不能说清如何能做到“信、达、雅”,更不清楚达到“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具体操作策略。
  有人说翻译是艺术。笔者非常认同这一说法,尤其体现在翻译的复杂性方面更是如此。既然翻译是艺术,那么它就不可能轻易为人所掌握,它的技巧与创作手法有时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而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正可谓如此。为此,我们可以试图用某一称得上“科学”的手法去达到“艺术”的标准。这一“科学”途径则非语言学莫属了。众所周知,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它有非常系统详尽的系统,有很强的操作性。如果翻译这门“艺术”与语言学这门“科学”结合起来,或换言之,以语言学的“科学”思路来研究翻译这门“艺术”,那么就可能使诸如翻译标准等这些原本较为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使传统的翻译原则更具可操作性。
  2.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方面的优势
  如前文所述,琳琅满目的中国传统译论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们帮助了几代中国译者产生了无数优秀译作。然而,它们的最大弱点就是过于缥缈,过于宏观,缺乏可操的具体细则。因此,我们试图以西方语言学理论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充,那么它们的实用性就会大大增强。比如严复所说的“忠”,一定是指译作对原文的“忠”,那么对原作的理解与分析就至关重要了,而功能语言学正适用于对文本作详细准确的解读。
  不仅仅是翻译,文本的解读发生于许多语言过程中,诸如文本的产生,文本的阐释和使用文本表达客观世界等语言活动。翻译活动中对原语的解读是一种最为直白最为完全的思维努力活动,即对一种不同的自然语言的解码(Neubert,1994:101)。
  任何译者,在着手进行翻译之前,都会毫无例外地对原文进行分析与解读。近年来,在语言学界出现了很多的语篇分析方法,有多少种翻译理论几乎就有多少种语篇分析方法(Newmark,2001:67)。从某种程度上讲,语篇分析的动力来自于眼前的应用而不是对语言的整体思考。就本文而言,翻译是对原语分析的最直接的动力(Neubert,1994:78)。韩礼德认为,翻译活动中译者往往首先关注原文的语言形式,然后研究它的功能,考虑它在交际中的本质,同时对整个语篇进行综合研究。当然这一切均在无意识中进行(Halliday/Hansan,1989:35)。可以说,功能语言学为文本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详尽系统可靠的框架。
  就语篇分析而言,系统功能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能对文本的详尽信息进行定位与解读。这是整个翻译过程至关重要的过程,也是产生优秀译作的前提。通过系统功能分析,我们能够把文本分按功能分成若干部分,或换言之,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这些功能统称为语言的纯理功能。它们是语言功能与意义的不同侧面,同时在交际中起作用。要想对整个文本进行彻底的解读,将这些功能分解为独立的部分并对其详细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位翻译提供了非常可靠的理论基础。
  3.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目标:纯理功能的最大限度传译
  众多的中外翻译理论无疑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从另一角度看,翻译理论的琳琅满目也使翻译初学者无所适从,因此,我们试图寻求一条吸收各家之长的中间途径,制定出操作性强的翻译原则。而功能语言学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因为它首先能够提供系统客观的原文分析,而原文的分析是翻译的至关重要部分,许多翻译作品正是由于译者对原文信息的疏漏或曲解,才导致了翻译的偏差。基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原语的纯理功能能够被完全准确地传译到译入语中去,那么所得到的翻译产品一定是完美的。但在翻译实践中,同时传译三大纯理功能绝非易事。纯理功能是所有语言的普遍语义特征,它们与语言的语义特征和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某一特定的纯理功能在这种语言中如此表达,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那样表达。这种变化无疑对翻译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或准确的说,给翻译活动增添了复杂性。因此,我们寻求的目标不再是完全准确地传译纯理功能,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传译两种语言的纯理功能。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优秀翻译都必须做到纯理功能完全对等,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两种语言之间的任何差异都会导致某一文本纯理功能分布的不均衡,而翻译活动的首要动因就是语言差异。人们因差异而翻译,又因翻译而产生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于原文和译文纯理功能上的偏离。这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原文和译文在纯理功能上实现三维的立体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为翻译活动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功能对等目标:如果不能同时传译原文的三种纯理功能,那么应根据原文的语境和翻译目的,优先传译某一纯理功能,同时最大限度地传译其他两种功能。在实际操作中,译者可以从传译‘概念功能’的功能成分开始,然后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做到突出重点‘纯理功能’,兼顾所有‘纯理功能’。因为概念功能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涵盖语言的最基本信息。概念功能的成功传译能为其他两个纯理功能的传译打下基础。http://www.lwfree.cn/
  这种做法是与人类语言的趋同性相一致的。这种趋同性表现为,人类语言的初始功能是一致的,各语言的内核都是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的。因此那些最基本的句型往往都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它们的对等形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为了追求原文和译文的概念功能对等,往往首先追求功能成分诸如参与者、过程类型和环境成分等方面的形式对等。因为概念功能是由这些具体的语言形式来体现的,合适的形式可以表达确切的内容。实践证明,功能成分的形式对等往往导致概念功能对等。在很多情况下,在准确传译概念功能的同时,其他两种纯理功能就会自动随概念功能一起融入到译文之中。
  4.结语
  中国传统译论是无数翻译大师们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精华,是中国翻译史中的瑰宝。正因如此,它们对我们许多普通译者来说似乎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功能语言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得原本抽象的中国译论变得具体化。我们可以从追求中国传统译论的“忠实”开始,到功能语言学的“功能对等”结束,这一过程经过了具体的可控的步骤,使得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变得有章可循。可以说,功能语言学是翻译研究的最佳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鲁迅. 鲁迅全集[C].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 Halliday, M. A. K., Han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M].Landon: Edward Arnold Limited, 1989.
4 Neubert, A. Translation in Context: the Cultural Aspect[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5 Newmark, Per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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